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1]

　　

　　叶自成

　　

　　内容提要：在地缘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着轻陆权重海权的倾向，而又陆权的研究中，又存在着重控制权轻发展权的倾向，中国的和平发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首先是陆权的的发展，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中的陆权，又首先是陆地空间的发展，而不是陆地空间的控制权为主。中国和平发展提出的地缘政治的中国命题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陆权大国和以陆权优势在东亚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来说，对中国这样的以陆地空间为主要空间的国家而言，陆地空间的发展始终具有基本的关键的意义。

　　

　　关键词：地缘政治  陆权 海权   和平发展 中国外交

　　

　　中国和平发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首先是陆权的发展，因此它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陆权的回归；但中国的和平发展又不同于过去的主要是西方地缘政治学家提出的旧陆权概念，西方的陆权概念不适用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基本状况和基本目标，中国的和平发展始终以本土建设，以中国陆地空间的和平发展为根本，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主要取向，而不是以陆地空间控制权为主要目标，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又大大发展了陆权的概念。

　　

　　一   陆权观念的两大偏差

　　

　　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地缘政治也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缘政治也产生了陆权、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等不同的形态。

　　但是，地缘政治的主旨却似乎万变不离其宗，过去的谁控制了什么就能控制世界的旧思维依然主导着人们的地缘政治观。在有关地缘政治的研究中，充斥着来自于西方旧地缘政治的断语：

　　谁控制了中东和中亚，谁就就控制了石油；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

　　谁控制了海权，谁就控制了世界；

　　谁控制了天空，谁就控制了世界；

　　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世界；

　　谁控制了信息权，谁就控制了世界；

　　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发展中，地缘政治都绝不仅仅是某种单一的形态，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形态，任何国家仅仅凭陆权或海权等都不可能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国家。    但这一基本结论不等于支持中国海权优先发展或海权等形式高于陆权的观点。恰恰在这一点上，考察现在的各种地缘政治的观点，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两种偏差；一是表现为地缘政治的“控制欲”，似乎谁不控制什么就不能研究地缘政治，就不能表述地缘政治的基本发展趋势。二是表现为“离地欲”，似乎陆权变得越来越落伍了，越来越成为地缘政治的最低形态；在人们的观念中，似乎只有其他的形态才能代表地缘政治的发展趋势。

　　但这些观念却掩盖了两个最简单却是最基本的事实。第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任何国家的发展首先都有一个陆权发展的过程，而这种陆权的发展并不是以控制权为目标的；如果说有些国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表现出很强的地缘政治中的控制欲的话，那么，至少有很多国家的陆权并不是指陆地空间的控制权，而首先是指国家在陆地空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是，陆地空间，而不是海、空、太空、信息空间，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空间。毫无疑问，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对所有的国家都是很重要的。自哥伦布开始的大航海以来的500多年以来，大国的兴衰莫不以海权的争夺和发展为主要取向；自西班牙、葡萄牙帝国开始，到后来的英国、日本、美国，似乎要成为大国，没有不以发展海权为主要取向的。而自进入20世纪50年代，各国又无不以发展先进的飞机、导弹、航天技术和网络技术为重要任务的。中国也不例外。

　　但是，这并不能够得出结论说，陆权已经被淘汰了、被人们抛弃了。尤其是对中国而言，中国当然要发展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等地缘政治形式，但中国的地缘政治又不能以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为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尤其不能以称霸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地缘政治，不能以“控制权”和“世界霸权”作为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取向。

　　如果人们不是从称霸世界的、军事战略的眼光来地缘政治，而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地缘政治，那么结论应当是陆权发展决定海、空、太空和信息权，无论是海权、空权还是其它形态的控制权，归根到底是国家的陆地空间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陆权是其他一切地缘政治形式发展的基本前提；极而言之，人类离开海、空、太空和信息空间，大多不能很好地发展，但如果离开陆地空间，则大部分人类的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问题；前者是一个发展更好的问题，后者则不仅是发展更好的问题，首先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来说更是如此。

　　陆权，首先是大陆空间的生存和与发展，应当始终是中国第一位的、优先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二、欧亚大陆陆地空间仍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空间

　　

　　虽然当代地缘政治的空间和权力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各种地缘政治形态中，只有陆权和海权是能够单独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而空权、太空权和信息权都必须要以陆权或以海权为依托才能发挥其作用。“制空权、制太空权其性质还是服务于制陆权和制海权的”[2]。而在陆权和海权之间，陆权又具有更根本的作用。陆权可以离开海权而存在，但海权的存在离不开陆权的发展。因此，陆权仍然是地缘政治中最基本的形态和要素，欧亚大陆仍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的主要舞台。几乎所有大国的主要活动莫不围绕欧亚大陆展开。

　　欧亚大陆是指“从摩洛哥到堪察加、从挪威到马来西亚的大陆……正是欧亚大陆，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中心地带’，它占有世界陆地的2/5，囊括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是人类最早、早先进的文明的发源地。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实质上是欧亚大陆的历史。只有欧亚大陆，才存在各民族、各文明之间巨大的、持续的相互影响。[3]”

　　亚欧大陆在世界的陆地面积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整个地球体系中，海洋占2/3，陆地占1/3，但在北半球和南半球却有很大的差异，在北半球，海洋面积只占59%，陆地面积占到41%，而在南半球海洋面积占到85%，陆地面积只占15%，而且其中的一半还处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南极洲上。世界陆地面积的2/3在北半球，而亚陆大陆又占其中北半球的陆地面积的一半以上。

　　人类的历史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就是欧亚大陆的历史。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看，影响人类历史面貌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等各大思潮和运动，均兴衰于该大陆。从文明、宗教形式来说，影响人类历史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佛教、印度教和儒教均发于斯，展于斯，并在这里争相扩大影响。就霸权国家的兴衰而论，近代以前的罗马、阿拉伯、拜占庭、蒙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近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德国诸强国均是欧亚大陆国家，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是在欧亚大陆，冷战的主战场也是在欧亚大陆[4]。在美国成为世界霸权中心之后，欧亚大陆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区域之一；而在今后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这一结论不但不会改变，而且它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分量，还可能随中国的崛起而增强。

　　欧亚大陆是几乎所有世界性大国的主要舞台，它们在这个地缘政治和历史的大舞台上表演着兴衰胜败的悲剧与喜剧。作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惟一的非欧亚大陆属性的大国和现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霸权战略和主要的对外行为，也仍然是以欧亚大陆为舞台来设计的，离开了欧亚大陆就没有美国的霸权。如布热津斯基指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片欧亚大陆是一个地缘战略大棋盘，它既决定着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也是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

　　冷战后美国的最主要的战略行动莫不以欧亚大陆为中心。

　　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条约范围扩大，强化了美国在欧亚大陆两端的影响和控制；

　　中东地区作为欧亚大陆南部的边缘地带，由于其拥有重要的石油资源而成为大国争夺的地区。冷战后，美国从间接影响中东地区变为直接影响和控制，甚至通过战争手段对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进行重新描述。1990年美国利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科威特的入侵，争取到了海湾战争对美国为首的联军用兵的支持，在迫使萨达姆从科威特撤军之后，美军继续在中东驻扎军队；2003年，当伊拉克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对抗时，美国不顾联合国多数国家的反对，与英国等国组成联军，再次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攻击，并摧毁萨达姆政权。美国不仅派10多万部队直接驻扎在伊拉克境内，而且推行所谓的大中东改造计划，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将中东地区传统的伊斯兰教影响很大的国家改变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国家。

　　2001年的911事件不仅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改写世界地缘大格局的一个重大标志。这个事件的结果之一，就是美国第一次派军队进入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美国先后派兵进驻阿富汗和中亚国家，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第一次有了非欧亚大陆大国的军事政治影响力。

　　从美国的军事战略部署也可以看出，美国的战略重心仍在欧亚大陆。到2005年9月初，美国在海外军事基地共有数百个军事基地，其中欧洲拥有190多个，驻军10万人；在亚太有基地80多个，驻军10万多人，主要在日本和韩国；在中东地区，美国在伊拉克、土耳其、科威特和阿联酋等国驻有军队达13万多人；而在拉美等地只有16个军事基地，只驻有少量军队。这表明，美国的绝大多数的海外军事力量，都部署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而且，美国还在谋求扩大在欧亚大陆的军事存在。

　　中国在欧亚大陆东亚区域的和平发展正在并将改变世界地缘政治基本格局。

　　东亚的兴起是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最大的变化。

　　东亚国家先后出现和形成了三波发展浪潮。先是冷战初期日本的发展，成为东亚发展的第一波。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利用了当时美国先后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放松对日本的控制的机会，争取到美国对日本的支持和援助，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到冷战结束前，日本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波是东亚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再加上后来东南亚国家的加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东亚经济发展流。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也有所提高，与早些时候的日本一起形成了一个区域空间，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提升了；第三波浪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20世纪80—90年代达到了高潮，中国很快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热点，大批外资纷纷涌入中国，中国成了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将近20多年的时间中，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成了世界经济的一个庞大的市场，同时，中国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东亚兴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容。

　　“2004年，亚洲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贸易的三分之一，外汇的三分之二。亚洲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强大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在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5]。一些学者预测，到2020年时，东亚的GDP将达到50万亿美元，占当时世界GDP总值的地25·5%，超过欧美成为世界第一大地区[6]。

　　所以，欧亚大陆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的性质并没有随着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三、陆权对主要大国的兴起、发展和巩固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马汉曾指出，大国崛起的关键是制海权，制海权就是控制海上主要通道，控制了海上主要通道，就控制了世界资源的流通的主要通道，就控制了历史的主动权。

　　但进一步研究会发现，从一个更长期的历史和更宽广的范围来看，陆权对主要大国的兴衰的作用要远远超过海权的意义。

　　人类文明中存在只有陆权没有海权的大国，却基本上不存在只有海权而没有陆权的大国，不存在不依托陆权的海权。陆权在大国兴起、发展和大国地位的巩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班牙帝国的兴起的确是靠海权而获得成功的，但西班牙的历史也说明，没有强大的陆权支撑，海权不可能长期支撑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关于西班牙衰落的原因的解释，一些学者们举出了海权衰落的诸种因素，如航运业的衰退、无敌舰队的失败导致商人对西班牙没有信心、航海贸易落入外国人之手等，而在金德尔伯格等学者看来，海权并非导致西班牙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国王腓力二世统治的腐败、缺乏社会凝集力、通货膨胀、行会、与英法等国战争的失败等[7]。

　　毫无疑问，英国也是靠其优越的海洋空间的位置而开始其强国历程的。1588年，当时陆权并不强大的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获得了欧洲的海权优势，这对英国成为欧洲甚至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英国作为第一个具有真正世界意义的世界大国的出现并不仅仅靠海权的发展和海权优势。没有英国陆地空间的大革命、工业革命、议会民主制度等，也不会有英国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即使英国海权的强盛时期，也有英国军官认为，海战在战争中会起突出作用，但“最终的海上控制问题由陆战决定”[8]。今天的英国海权仍然强大，在一定意义上也支撑着英国的大国地位，但由于其陆地空间的发展的局限性，英国注定不能成为强大的陆权大国，或者其陆权发展的优势与其他陆权国家相比势不具有优势，因而英国正在也必将失去其世界大国的地位。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向人们展现了其强大的海、空、太空和网络权，人们强调美国的海权、空权等很强大并非言过其实，但如果要把美国的强大归于这些也可能失之偏颇。与西班牙英国等国不同，陆权的发展对美国的成长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1785年，美国卖掉了它的最后一艘战船，成了一个的无海军的陆权国家[9]。美国首先以其陆权扩张和陆权发展为强国，其建国之初建立的政治制度更成为美国日后强大的坚实的基础，美国的强大首先应归于制度的稳定和相对健全，它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强大之根，离开此点谈论美国的强大都是无根之谈。美国的西部扩张、门罗宣言、南北战争等都是陆权发展的重要阶段。尤其是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快速发展的经济力量，是美国海权和陆权的最牢固的基础，它不仅支持了美国二战的胜利，也成就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

　　

　　四、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和对陆权的重新认识

　　

　　中国的历史，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一部陆权国家的历史，一部世界上强大的陆权国家的成长、发展、衰落以及再度崛起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受亚洲大陆气候地理关系的影响”，“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10]”。

　　中国发展的大陆文明性质和中国的陆权大国的性质，主要的是由中国的地理特性构成的。“中国文明基本上是在与外界无接触或未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它很早就形成了其独特的形式主义风格。中国西北，西边及西南的高山，和难以通行的遥远广袤的中亚，使它实际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的北方是蒙古的沙漠和干草原及西伯利亚和北满的近北极地带。部分由于这一原因，中华文明的传统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文明更持久、更具凝聚力、在更长的时间内很少发生变化”[11]。

　　中国的大陆空间到底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什么具体影响呢？作者认为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独特性。中国的文化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不可能也不应该拿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的历史文化进行解读。独特的地理位置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及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表现为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20多种文明，其中大多数都曾中断过，有些则完全毁灭了，而中国是惟一的保持其历史文明连续性的国家，作为其象征的语言文字和学术文化传统五千年未曾中断，长期保持了其文化的独特性。第二，是中国文明的内聚性，即它是一种相对内向的文明。中国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国这样一种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它同时也一个面向内部的社会。“它们的变化局限在从较早时代承袭下来的基本结构内，变化速度缓慢。另一方面，儒家世界由于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大为不同。这种统一性的获得，是因为中国在所有领域---文化、政治和军事—内都极其杰出。而且，中国本身还具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帝国都无法与它相比的一种内聚性。这种内聚性，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就有了，并一直存在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这一事实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12]。第三，这种连续性、独特性也是中国文明具有创造力、自我更新能力的表现。[13]这些独特性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产生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一体系，而中国共产党则有毛泽东思想体系，独创了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模式；所谓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国台湾地区）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大陆），一国两制、对外开放等思想和模式，都是这种基于大陆文明的独特性的基础而产生的。

　　其二，陆海兼备型大陆空间的潜在矛盾也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超前性与落后性的矛盾统一。中国的文化有许多是超越其他文明发展的。第一，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成熟的国际关系体系，但中国只是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逐渐有了国际关系的理论，这又比欧洲国家落后了两千多年。它经历了从多个独立国家统一为一个国家的历史。而这种经历较欧洲国家要早得多。现在欧洲联盟一体化的进程固然有过去不可比拟的地方和现代性，但从宏观的历史而论，与春秋战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进程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的只是其方式而已。秦国用武力和战争吞并了诸国而成统一的大中国；欧洲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而走向和平统一的进程。第二，中国很早就有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宋朝（甚至有些史家认为在唐代）就已经有了纸纱和货币，也产生过不少的钱庄和商人，但中国的文化却是长期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始终不能得到充分发展，直到当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都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又比欧洲落后了许多；第三，郑和下西洋表明中国的海上力量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海上力量，但与此同时，恰恰又是同一个皇帝下达了不许民间下海的禁令，不许片帆下海；第四，开放与封闭性的统一。中国文化是相当开放的文化，尤其以唐帝国达到了高峰。唐帝国时，长安成为一个显名的国际大都会，吸引了各国人士，印度传来的佛教也在唐朝时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一起。但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又是相当封闭的，排外的。在国内，秦朝统一中国后有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有独尊儒家排斥百家，到明清时更是大兴文字狱，压制了思想和学术的自由发展；第五，中国最早形成了世界文明中的官僚制度，这是近代文官和科考的前身，但是在中国又没有形成一个有独立精神的官僚阶层，科考制度也没能为中国造就大批的治国人才，反倒成了压制人才成长和发现的一个精神桎梏。

　　其三，河流文明和治水形成了民族的凝集力、团结性以及政治权力集中的特点。中国文明是大陆的大河文明，这种文明受到大江大河及相应的气候条件很深的影响。中国历史源起于黄河流域，中国文明长期是在与河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当河水泛滥成灾影响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时，生活在这块大陆空间的人类不得不把治水做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任务。而不幸的是，中国发展的空间经常受到洪水的影响。而与大洪灾或大旱灾斗争，靠个人或小的集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巨大的治水工程，这样的工程要求集中大量的人财物力才能完成。“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14]所以，中国的王朝可以更替，但国家不可以分裂，中国必须统一，分裂后必须要重新统一，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得以经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仍然完整存在，陆地空间因素就是这种神奇的历史背后的一个能量巨大的看不见的手，它在某种程度上操纵着中国的历史。

　　其四，大陆空间特性形成的中华民族守和平重防御的特点。由于经济上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中国尽管也有过国力极为强盛的朝代，但始终缺乏对外扩张的强大经济动力。当大陆空间扩张到一定程度时，中国的统治王朝就失去了进一步扩张的动力，尤其缺乏向海外扩张的动力。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相比，这一特点尤其明显。例如，在世界文明史上出现过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大不列颠帝国、俄罗斯帝国、美利坚帝国等，都是极富侵略和扩张性的帝国，先后把众多的国家和民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中华帝国在历史上虽也有过短暂的扩张时期，但基本上是靠不断开发周边地区，与周边地区不断进行文明的融合而形成的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不是扩张战略，不是进攻战略，而是防御战略、固守战略，是和平地缘战略。东西方文化杰出的交流使者利玛窦曾明确地指出过中国的这种和平防御的国家性格：“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15]。

　　所以，中国从秦朝以降至晚清，中国都始终是以一个陆权大国的面目出现在欧亚大陆东端的。其间，虽然也出现过宋、明较为强大的海上力量，但这并不改变中国是一个陆权国家的性质，因为中国的海权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起过重大的作用，甚至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明海军和郑和七下西洋，也只不过是被用以宣扬中国皇帝的荣耀与尊严，对中国的安全、发展都没有带来明显的变化，也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只是中国陆权大国历史长河中一个瞬间插曲。

　　历史上中国的光荣和强大归于陆权的发展，而中国晚清的衰落也仍然主要归于陆权的衰败。不少人可能认为，没有海权是中国近代悲剧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这个结论虽然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完整的，而且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近代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凌辱的历史，会发现另一个更为基本的结论，就是当年的中国之所以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凌辱，虽然海权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它首先是由于中国陆权的相对衰败引起的。这才导致西方列强不仅能够海战海胜，而且陆战陆胜。1858—1860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仅有不到三万人，却能把拱卫京津方面的几十万清兵打得落花流水。海上的失利仅仅导致中国沿海地带利益的丧失，还不致引起中国的统治的危机和民族的生存危机；若当时的中国有强大的陆权以御敌，在陆地空间给入侵的列强以痛击，则中国的近代史也将重新改写。从陆海权对抗的历史和逻辑来看，海权国家只在海上有优势，在陆地不一定有优势，而陆权国家虽然海上失利，但可能通过其在陆地空间的优势阻击海权国家。所以，陆权的衰落对清朝的失败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陆地空间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的丧失，不仅使中国沿海地带利益受损，而且导致动摇国本，引发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所以，近代中国的危机，主要不是海权危机，而是陆权衰落引发的民族存亡的危机。

　　同样，中国近现代的复兴，也首先是通过陆权的发展来实现。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面临丧失陆地空间的生存机会的情况下，进行的持久的、全民族的陆权抗争，是中华民族为了维护自己的陆权利益而进行的殊死的搏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中，中华民族充分利用了陆权国家国土辽阔、具有战略回旋空间、人口众多等陆权优势，使日本这样一个海洋国家陷入了中华民族的游击战和持久战的泥潭中，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它表明，中国这样一个陆权大国，在面临一个海权大国的进攻和侵略时，如果能够万众一心、坚持抗战，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利用陆权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海权劣势，仍然是有可能击败来自海权国家的侵略的。

　　新中国建立后，从1949年到2005年，50多年间，中国的海权仍然比较落后，但中国已经以一系列的陆权发展的成就而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抗美援朝战争，带有陆权对决海权的性质。中国志愿军没有海军，前期也没有空军的支持，后期才得到空军的援助，整个战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的陆军；美国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出动了大量兵力，但其中比重最大的是其海军。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投入了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1/2，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军事技术。中国的陆军代表中国的陆权，与在海空方面占有压倒优势的美军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战争。在这种陆权对决海权的战争中，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大小小近百场战争中，中国少有胜利，大多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但这一次中国继抗日战争之后再次改写了纪录，写下了陆权国家重创海权国家的新纪录。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人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对中国这20多年中的变化进行评价，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在陆权发展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最大的，也是最显著的。这一时期中，中国的海空权有所发展但仍然相对落后，但在陆权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的陆权发展，重点并不在控制欧亚心脏地带或控制边缘地带，而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进行制度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改善与邻国关系，正是这些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大大提高，让中国重新成为一个让人尊敬的大国。

　　

　　五   中国的和平发展----一种新陆权观

　　

　　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中国的和平发展，将是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最大变化，它在地缘政治上也必将表现为陆权第一的发展趋势，它的本质就是一个陆权发展的问题，中国和平发展的问题主要都是陆地空间中的发展问题，中国将复兴陆权的概念，同时也将更新陆权的内容。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陆权的回归，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陆权大国和强国；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又是陆权观念的革命，它与以前的陆权概念有重大的不同，正在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陆权观。

　　中国的新陆权观强调陆权--即国家在陆地空间的生存、发展的能力及影响力的----第一基础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而言，陆地空间的发展更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道，中国必须始终坚守不移地把陆地空间的生存和发展放在第一位；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所谓的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大国，但必须也只能成为有强大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支持的陆权大国。

　　但是，这里的陆权，与传统意义上的陆权既有共同点，也有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以人类克服陆地空间的能力的大小为标准，那么从地缘政治的发展历程看，实际上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陆权观念。

　　第一陆权是1500年以前的陆权，它是建立在传统的陆地空间的交通基础之上的，以自然力（牛马及人力）为克服空间的主要动力，以简单的木制或铁制车辆作为交通工具，以刀、剑、弓箭、步兵、骑兵等为主要战争手段、以土地、财富、资源和人口控制为主要目标、以欧亚大陆为其主要活动空间的时代；这是原始陆权时期；

　　第二陆权是1500年以后至冷战结束时期的陆权，这是在近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形成的近现代陆权，它以蒸汽、电力为克服空间的主要动力，以汽车、火车、高速公路、铁路等作为主要交通工具，以枪、炮、坦克、导弹、陆基核弹为主要陆地空间的战争手段，以摧毁国家政权、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陆上交通和资源生产等战略要地为主要目标，以欧亚大陆为其主要活动空间的时代，是近现代陆权时期；

　　本文提出的陆权，可谓之第三陆权，是针对前两种陆权观念的局限性而提出的新观念，是一种新的陆权。

　　新陆权不同于旧陆权的地方，主要有以五点：

　　第一，旧陆权观是控制观念和权力观念为主，以军事、安全、战争和战略等内容为主，新陆权观是发展观念为主，是一种综合性的陆权观，它在强调控制陆路交通要道、陆地资源等的重要性时，并不把它们作为陆权的唯一的内容，它不仅强调控制权，更强调发展权，即人类社会、国家在陆地空间的综合生存发展能力；它不仅强调陆地空间军事能力的重要性，而且强调陆地空间的非军事能力的重要性，强调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方面在陆地空间的发展，特别是人本身在陆地空间的发展；而且发展并不一定就形成某种控制力，发展本身就是陆权发展的目的；

　　第二，旧陆权观是较单一的观念，虽然也有强调海陆可以相辅相成的内容，但更主要强调是海陆两种空间的对立性；新的陆权观是一种立体的陆权观，它在强调陆地空间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空间的基础作用时，仅仅从相对意义上强调陆、海、空等不同的空间的不同，但新陆权观实际上强调海、空、太空及网络空间等不同空间形态对发展陆权的意义，并不截然把它们分开；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陆权发展的内涵，比如网络空间同时就是把不同的空间形态构成一个新的综合性的空间形态，当今任何陆地空间的发展都离不开网络空间的融合；今天的陆权发展是以高科技发展为支持的，今天的陆权形状大大不同于过去的陆权形态，也大大克服了过去的陆权形态的重大缺陷；

　　第三，旧陆权观带有某种程度的决定论色彩，而新陆权观在强调陆地空间的重要性的同时，并不把它夸张到可以单独起决定作用的程度，对陆心论或边缘论中的决定论内容，都以发展和变化的观点来看待。

　　第四，从方法论上看，旧陆权观基本上都属于现实主义或权力政治的范畴，新陆权观则试图从历史主义的、建构主义、制度主义等多个视角来理解地缘政治。例如，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有着共同边界的两个国家，往往敌对和冲突的可能性较大，且往往容易陷入安全两难境地；而新陆权观则认为，共同边界带来的不仅仅是冲突和挑战，也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合作。边界问题并不是国家关系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中俄两国的边界得到解决，促进了两个邻国的合作；中印、中越的边界争端也并不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在旧陆权论者看来，中俄这两个同处于欧亚大陆的大陆性强国，将为争夺在欧亚大陆的控制权而发生必然的冲突，而且历史上也发生过这样的冲突，但同样的两个国家，由于双方的观念和利益发生变化，中俄两国不但不是竞争性的欧亚大陆的敌对国家，反而建立了战略协作性关系，成了欧亚大陆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分布于太平洋西岸的众多岛屿，在中国与日本、美国、东盟关系交恶的条件下，它们可能构成所谓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对中国的大陆海岸形成包围和封锁；相反，如果中国与东盟、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改善，那么这些岛屿则对中国的大陆海岸形成天然的屏障。

　　第五，旧陆权论都是欧洲的或西方的，它们往往从一般意义上强调陆权的重要性；而中国的新陆权并不一般地认为陆权比海权重要，而是强调对许多大陆性的国家而言，海权虽然重要，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要以海权发展为基本取向。陆权对某些特定的国家而言，可能比海权更具有重要意义。新陆权观，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中国的陆权新观念，是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实践提出来的，因而带有更多的中国色彩和中国特点。反过来，它也试图用中国的历史来检验和验证新陆权观的内容。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过去长时期是一个陆权大国，今后也只能以陆权大国为基本的战略取向。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发展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而是要把中国的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发展定位为辅助和拱卫中国的陆权的发展。

　　中国的陆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陆权观的延伸或在新时代情况下的发展，但它从本质上属于一种新的陆权观，一种产生和源自于东方的历史和文化哲学的陆权观。新陆权观虽然借用了西方的陆权概念，但它有着自身独特的东方儒教文明背景，也可以认为是东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

　　中国的陆权观是一种新的陆权观念。这一观念包括：

　　1以土为本的观念；陆权的发展要素必须以土为本，恪守土地是财富之母的传统，坚持土地的整治、土地的综合利用和保持是基础，从根本上改变国土沙漠化、荒地化的趋势，使土地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要素和基本要素；以土为本即是对中国传统的以土为天观念的继承，更是新时代重新认识土地的价值的意义的必然。

　　2以人为本的观念；陆权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具体到中国就是以民为本的观念，尤其是把占中国总人口70%以上的农民、农村和农业人口的发展作为中国陆权的第一要务；

　　3以发展为本的观念；中国的陆权发展不能固守西方制陆权即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心脏地带、边缘地带和交通要道这一陈旧的观念，不仅必须关注中国的地缘安全问题，而且必须把科学地、可持续地利用和发展陆地空间的各种要素放在重要位置，把如何克服、减少和战胜各种陆地空间的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阻碍性因素放在重要地位；

　　4以欧亚大陆为本的观念；中国是个欧亚大陆东部的国家，重视和强调与陆地空间的国家发展陆陆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必须也只能与欧亚大陆的众多的陆地空间的国家进行全面的合作，只有合作才有中国的未来，也才有世界的未来；

　　5以综合为本的观念。过去的西方陆权强调陆海的对立、强调某一单一的空间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虽然本书强调陆权第一的观念，但并不否认其他地缘政治形态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高科技发展的时代，单一的空间观念已经过时了。虽然各种空间形态还有其独自存在的特点，各有各的规律，今天的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已经把各种不同的空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以和平发展为首要目标的陆权大国的战略。这一战略包括：

　　1中国大陆本土建设是陆权发展的第一层次。整治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决好在这块欧亚东部边缘的各种问题，这是中国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的制度问题、人口问题、能源和资源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失业与就业问题等的解决，都只能立足于国内的陆地空间，海洋空间的发展和向海外的扩展只能作为重要补充；在这些因素中，作者特别强调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是根本性的问题。

　　2陆权发展不排斥中国的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发展，因为中国的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的陆权发展的需要。发展海军、维护中国的统一和解决台湾及南海问题，发展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等，都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内容，它对于中国陆权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强大的海权，就没有中国强大的陆权；但强大的海权只能成为中国强大陆权的组成部分，中国发展海权的根本目标是拱卫中国陆权的发展，而非向海外扩张；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没有陆权发展，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海权；台湾问题的解决首先依赖于中国的陆权发展而非海权的发展。

　　3睦邻外交是中国陆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陆陆合作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睦邻思想在当代的具体表现；中国过去是以处理邻国关系为第一重要的，今后也仍然如此；

　　4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立足于与欧俄印等欧亚大陆的三大陆权国家和国家集团发展战略伙伴性关系；这一关系的发展不以在欧亚大陆称霸为目标，而以四大陆权体系的合作为基础来争取和维护欧亚大陆的稳定为目标。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首先是欧亚大陆的的和平环境，欧亚大陆的和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的和平；只要欧亚大陆有了和平环境，世界的和平就有了基础；反过来，中国的和平发展又助于欧亚大陆的和平，有助于世界的和平。

　　5中国的陆权发展战略有助于缓解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战略性矛盾，中美地缘政治的战略特性决定了中美之间可以避免战略性对决的悲剧。中国坚持不搞霸权主义的战略选择，坚持陆地空间的和平发展为主而不向海外武力扩张的战略选择，坚持在欧亚大陆与其他大国实行合作战略而不是竞争在欧亚大陆霸权优势的战略选择，这样就大大减低了两个大国因竞争海上优势而迎头相撞的可能性，相反还为两个大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学的意义就在于，它重新为地缘政治注入了活力，复兴陆权的观念，它告诉人们，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的基本观念---陆权的观念并没有完全过时，陆地空间仍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空间，仍然是观察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因素。

　　基本结论就是：中国过去几千年都是以作陆权大国而取得自己的成就和地位的，中国的陆地领土面积构成了中国领土的绝大部分，中国13亿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陆地空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大部分活动都是以陆地空间为第一空间等事实，决定了中国今后也应当仍然是一个陆地空间大国，这个陆权大国必须拥有与此相适应的、能为陆权提供安全和必要保障的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但不能使海权、空权、太空权和网络权的发展超越陆权成为中国的首要战略选择。

　　所谓和平发展的、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发展的陆权大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陆权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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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是叶自成主持的国家教育部重大理论攻关项目《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研究》总课题中的子课题《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环境》子课题的一部分内容。

　　

 

　　[2]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301页；

　　[3]（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4页；

　　[4]李兴：《论冷战后美俄关系中的欧亚地缘因素》，《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

　　[5] 吴邦国：《深化睦邻友好，共创亚洲繁荣》，《人民日报》2005年5月31日；

　　[6] 参见：冯昭奎：《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十大关键因素》，《外交评论》，2005年第4期；

　　[7]（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129页；

　　[8]（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5月版305页；

　　[9]（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219页；

　　[10]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黄仁宇：《黄仁宇作品系列》三联书店2005年6月版156页；

　　[11]（美）罗兹·墨菲：《亚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123页；

　　[1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66—67页；

　　[13] 《中国与世界》，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卷349、352、359页；

　　[1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黄仁宇：《黄仁宇作品系列》三联书店2005年6月版181页；

　　[15]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