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叶自成教授到外交部来给我们做一个国际关系方面的讲座。评论国际关系中的中国视野。这个活动是由部青年读书会和部团委联合主办的。叶自成教授是我国著名学者，也是在有关国际关系领域政府方面的智囊，就我了解，叶教授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外交与外事管理系主任兼博导，在中国外交思想，中国外交史，国际政治和俄罗斯政治等方面都有很深的研究。叶教授著作很多，他写有《中国大战略》，《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新中国外交思想》，《俄罗斯政府与政治》等著作。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国内外迄今为止第一本系统地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专著，具有极大的开拓性。叶教授的《中国大战略》正在被翻译成韩文和英文在韩国和美国出版。叶教授还同时撰写了《对中国多极化战略的历史与理论反思》，《中美关系十论》和《在多边合作中推进中日关系》等多篇论文。叶教授还多次参加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政策咨询会议，撰写了多篇内部报告。在西方一些国家有很多专门给政府提供咨询的非营利性机构，如我们知道的美国的很多基金会。我们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太一样，但是新一届政府相当重视咨询，听取专家的意见，

带着这样的思考，让我们来聆听叶教授在这方面给我们的一些有益的见解。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由请叶教授给我们做讲座。

 

叶教授：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外交部的读书会以及北大青年外交协会的同学们一起来探讨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我希望大家一方面严格要求我的讲话，一方面也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对待我所讲的问题，因为好多问题还不太成熟。我之所以讲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中国 现在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的国家，因而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会碰到大量的对待国际关系问题。其次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不断的扩大，涉及到如何处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关系的问题。从以上两点出发，我们需要以更大的视野来看待国际关系中的中国，这个问题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我们做中国问题的一定要有国际背景，反过来，我们处理国际关系也一定要有中国的立场，观点，视野。这两部分我觉得有一个结合的问题，只有国际关系的背景，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特点何在，不知道中国的利益有何特殊要求，就无法很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反过来如果不知道国际关系的情况，就无法适应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不能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处理对外关系有机结合起来。所以下面我们先从历史讲起。

我们知道在两百多年以前，1793年，英国的玛格尔尼使团来中国访问，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当时中国的乾隆皇帝不懂国际关系，缺乏国际关系这样一种视野，在他看来这群英国人是向中国进贡来了，没有把英国作为一个平等国家来看待，。玛格尔尼来华目的除了是向皇帝祝寿外，主要是想打开中英贸易大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提出了合理的要求，一是进行双方正常的贸易交往。当时中处于贸易顺差，而英则是贸易逆差国家，以现代眼光来看，一个贸易逆差国向贸易顺差国提出贸易来往是很正常的。可是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乾隆皇帝认为英国不具备同大清进行正常交往的资格，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是落后的蛮夷。而且英国当时对中国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不知道中国需要什么，他们带来了六百多箱礼物，乘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而来。其实只要当时乾隆皇帝有兴趣登上别人的军舰看看，就会知道英国并非想象的那样落后，而是一个很先进，很强大的国家。可是在皇帝看来，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且我们给与对方的都是他们的必需品，如香料，大黄，茶叶等，而对方给与我们的只是生活奢侈品，如钟表，在这样的情况下，无需进行贸易。另一方面，英国人对我们也不甚了解，只知道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知道如何与我们的统治者打交道。在进谏中国皇帝时要不要三跪九叩，双方争执很久。最后达成协定，以英王接见臣民之礼接见英国使臣。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说服中国皇帝同意他们的贸易请求。在1812年，英国第二次派使团来华，请求再次遭到拒绝。英国看到无法用正常手段打开贸易渠道，就开始了鸦片贸易。所以说，当时的中国缺乏国际视野，而英国也缺乏中国视角，所以双方无法走到共同的交点上。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返回，从今天的角度看，为何会有鸦片战争？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有野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统治者眼光短浅。假设当时的统治者稍具国际眼光，把英国作为一个平等国家来看待，我想历史会改写。

下问题在于我们很多中国人在做中国外交研究或者国际问题研究的时候 我们也缺乏中国视野这样一个问题。反过来讲，也是两种人了。一种是我们的很多外交官，他们对国际关系不大熟悉，当他们处理一些国际问题的时候，可能是比较纯粹的中国观点来分析一些国际问题，这可能就有很大的欠缺。不能够了解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程度。所以呢，也不能够很好的把握国际问题跟中国问题的结合点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有一次开会，就听到一个很资深的外交官说:”现在这个国际社会里边哪有什么国家主权让度的问题?那么他这个话说出来我就觉得很吃惊。我说我们这么资深的外交官连国家主权让度这样一些基本东西都不愿意承认。那么什么原因到这个程度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外交，我们原则上说，我们坚持国家主权不可分割，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知识，可能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东西。可是呢，你看很多国家，比如欧洲，那些国家，你不承认它有主权让度，怎么会有欧洲联盟的这个发展和进步呢?对吧?那肯定是以国家要让度一部分主权作为基础才有欧洲联盟的扩大。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它有中国视野。说我要是承认了中国国家主权让度会损害中国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这样一个原则。这是一个中国视野，但是呢，我觉得它没有跟国际关系视野结合起来相反呢，我们中国，特别是我们特是在中国学术研究的时候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时候，很多认是有国际关系这样一个视野，但是我觉得，缺乏中国视野，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一个话题。

包括我们一些非常资深的很有影响的一些教授。比如说有一个教授在他的书里就说:”1949年以前，中国没有国家利益” 这是我们一个很出名的教授讲的话。那么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从欧洲，从西方国际标准来看，以前的中国不够主权国家的这样一种资格，所以既然没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这样一个资格的话，也就无所谓国家利益。这么说呢，以前的国家，国家政权，它是统治者的国家，是封建王朝的国家。那是有王朝利益，没有国家利益。我想这个结论呢，也是从西方国际关系的里面的理论里引申出来的。那么同样，另外一个角度也讲，在1648年，欧洲的国际发展和约出现之前，没有国家利益的概念。反过来讲，什么时候看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呢，也是因为有欧洲，才有这个一个国家利益的概念。我想这两个教授对国际关系的研究，都是非常深的。有些是长期在国外学习的，有些是长期从事引进，翻译，介绍西方这个国际关系理论的。所以我们不能质疑他这个国际关系的背景。但是我觉得，他们这样讲是缺乏中国视野的。

所以呢，下面呢。我就从下面三个角度来看，怎么样我们找到一个结合点，把国际关系这样一个背景跟我们中国的视野有一个结合。

第一部分，是讲的国际关系历史中的中国视野这样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呢，一讲到国际关系史的时候，总是要从1640年讲起。可能我们在座的各位好多都学过国际关系史。从哪儿开始，肯定是从1640 年开始现在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西方人从1640年讲起?这是首先跟欧洲的历史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呢，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呢，这句话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在1640年以前的欧洲没有比较标准的独立主权国家。因为在欧洲很长时间之内。我们知道有一个罗马教皇存在或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那么这个是干什么的呢?说起来就好像一个上层结构。那么这个罗马教皇也好，神圣罗马帝国也好，他的那些欧洲的很大的问题都是由他们决定的。当时没什么英国，也没什么法国。可是呢，从1640年以后。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也好，慢慢就开始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从一个受罗马教皇控制影响下的这个政权变成一个比较标准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国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国际关系史在欧洲从1640开始没有错。可是呢，我就不同意说，把它搬到整个国际舞台上来说，说国际关系都是从1640年开始的。特别是我们中国。我们中国由我们中国的历史。用欧洲的这个历史来解释我们中国的历史，我认为解释不通。所以，从中国的视野来看国际关系。我认为这个国际关系史应该改写。就是在欧洲体系形成之前，存在着另外一个必须的国际体系和它并存，甚至远远早于欧洲体系。就是我们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这样一个，首先是华夏体系的存在，然后是东亚体系存在。这两个体系是存在的。那么既然欧洲它身为一个国家体系，它能够在欧洲或者慢慢影响到世界。其实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体系呢，它影响也是很大的，当然，反过来也会有人说，包括那些怀疑论者，他们就说这之前确实没有什么外交，主权国家，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那些国家，不能叫做标准的国家。那些外交，也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外交。所以他们标准是哪儿看起呢?从欧洲的标准来看，说这些是不是。

但是我认为，即使从一个严格意义的欧洲标准来看，我们的华夏体系也好，这个东亚体系也好。我认为都是一个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

我觉得第一呢，是因为，那些学西方国际关系的人，我认为他们没人能理解这个全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很多学者言必称希腊。但恰恰是一位美国现实主义大师，他讲过一段话，说我们所谓的1648年，他有国家观念这样一个说法是仅就欧洲而言，不包括欧洲以外的国家。他甚至还说，中国战国时期那样一些离我们现实生活好像很遥远的一个东西，当然它里边包括了一个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它的形式。而战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国际本质和形式，今天来讲，他认为今人的保持未变!保持未变。没什么变化，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能后否认战国时期，从欧洲很多人的大事来看，它也是一个标准的国际关系体系。所以我要讲的中国国际关系史的中国视野。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外交起源在哪里，起源就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比较标准意义上的国际体系，就是说华夏体系存在。但是，我本人会从两个方向批判，第一个呢，从西方论点来看，或者说从西方观念比较重的一些来看 。前一阵我们那些学生来说，你说春秋战国那些国家能叫国家吗? 他们觉得很怀疑，这是一种批判;还有一个角度呢，是从中国视野上批判，‘我们中国是一个杂语统的国家，你怎么能说春秋战国那些国家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两个判断呢也都容易批判，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写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很可惜没有一个在国内出版，把它发表在我们国际关系学院院刊上，叫做《国际关系的起源-------试论周王朝和诸侯国的性质》。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先要问我们周王朝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东西 ，那些诸侯国是什么性质的东西，这两个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两方面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那么周王朝是个什么性质呢，是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理解中的说周王朝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我认为这样理解是不对的，最多程度上来说上，西周王朝时期是个比较有强大影响力的对周边的很多的部族，部落，一些还称不上民族的这样一些集团(或者说诸侯国)有强大影响的，只能说这一点，但是它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第二个，西周王朝的性质有很大的变化，以前，对很多地区有很大影响，但是后来，它的影响就没有了，到什么时候没有了呢，我们西周时期中，我们春秋上有记载，到了春秋的中期以后，西周王朝几乎就不再有周王朝的军事力量存在的记载，以前的西周它有强大的军队，所以呢你不侵犯我，我来真的去打你，但是到春秋的中期以后，周王朝的军队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衰退了，下降了，没有了，消失了，没有军队，它是一个犯罪结构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按照当时的规定，诸侯国应该定期向周王朝进贡，比如说，按照以前的规定，那些核心的诸侯国每年要去进贡一次，远一点的地方两年，生活在更远的地方一生进贡一次，但是后来，到了东周时期呢，诸侯国也就是跟它很亲近的诸侯国大部分不进贡了，相反呢小的诸侯国它们进贡，进贡呢，不是骨肉那周朝进贡，而是向大的国叫进贡，包括向郑国，它是个非常标准的诸侯国，它是跟周天子进贡，但是后来有人统计说五十年段，最后阶段，说你跟周天子进贡了多少次呀，两次。你跟晋国进贡了多少次呀，二十次，什么意思，就是说周王朝的影响下降。还有呢，以前是说，诸侯国那些国君要靠周王朝册封，“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这合法性来自于周王朝的册封。但是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君要去找周王朝说：“你来册封我吧。”没有了，没有了…  政治影响在下降，用我们的话说，没有人事权了。第三个，他没有经济力量了。以前的周王朝，它有很强大的经济。它还可以给很多诸侯国提供一些赠品，可是到了后来，《春秋》、《左传》记载，不光是说衰落，而且衰落得很厉害。包括说周王朝的周王死了，要做一个象样的仪式，葬礼要花钱，没钱了，怎么办呢，找诸侯国要去。然后说周朝交通工具没有，要马车，没有了找谁要呢，也找诸侯国要去。按照以前的礼制，是马车只能够由周王朝去给那些诸侯国，现在反过来了，周王朝去找他们要，这个制度已经不行了。历史学家批评得最厉害的是说，要马车，要粮食都可以，但不可以公开地去要钱，去要钱是很丢面子的一个问题。但是后来周王朝已经下贱到这样的程度，去跟他们要钱。这就标志着周王朝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于它的军事力量没有了，它的政治影响力下降了，它的经济力量下降了，因此它从一个有影响的中心，变成一个与一般的国家没什么两样的实体。当然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它文化上的影响不一样，它还是个文化中心，它的文化对诸侯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文化中心，但是不一定对很多的诸侯国有除了文化方面的其他影响。就是说，周王朝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就好像罗马教皇，可能还不如他，但是到后来，性质差不多。罗马教皇他是一个宗教中心，但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中心。所以周王朝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第二呢，诸侯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于周王朝衰退的结果，所以我们看以前的，比如说秦国，秦国以前是一个受周王朝影响比较大的诸侯国，可是后来，它跟周王朝的关系越来越削弱。反过来，很多诸侯国不仅是不再把周王朝当一回事，而且还骑在了周王朝的上面，对它发号施令，甚至控制它、利用它。所以呢，我们说诸侯国的国家里面也有几种不同性质的国家。第一是所谓传统的诸侯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他们以前的诸侯国哪来的呢，是由周王朝的分封过来的。比如说齐国，齐国以前是姜太公的封地；鲁国，是周文王儿子的封地。像这样的诸侯国，它的册封是周王朝来册封。但是后来的齐国，它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跟周王朝隔的比较远。你们看地图可以看出来，齐国的主要活动范围，是现在的山东境内。当周王朝越来越衰落的时候，齐国越来越发展，到了春秋的末期，齐国的首都临淄城，已经是具有十万户人家的一个很大的都市，影响很大。它要完全是一个独特意义的国家，包括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性质的变化，这是一类国家的变化。还有第二类国家，就像楚国这样的国家。楚国这个国家是从来没有受过周王朝的统治或者影响。它一开始就是所谓在野蛮民族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比较独立的国家。它也是春秋时期最早称王的国家。所谓只有周朝天子可以称王，但是楚国是最早和周王并列称王的国家。而且它自认为我楚国和周王朝没有如何关系，我本来是个独立起来的国家。所以像这样的国家，它的周朝的意识就更加的淡薄。所以我们说，不要笼统的讲，诸侯国是不是独立主权国家，要看它有没有独立主权国家这样一个本质。所以我认为，到春秋的末期，很多的诸侯国已经具有了相当于欧洲近代的那些所谓的独立主权国家的一样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用什么东西作标准呢，就是欧洲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所谓的国家，什么叫国家，就无非是说它有比较确定的领土，有比较确定的人民。

第三，它的政权能够独立地处理国内外的一些事务。那么如果你从那几个意义来衡量的话，我认为春秋时期的许多国家，更不用说战国时期的大国，都是标准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它们有比较确定的领土、版图，尽管这种版图没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边界条约能确定说哪一寸土地是你的，但是大致上，哪一个城池是哪一个国家的，哪一片领域是哪个国家的，基本上是确定的。否则的话就无所谓“分疆裂土”这么一个说法了。这样，尽管它们之间人民的流动性很大，你可以在这个国家做官，也可以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做官，但是大部分的居民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固定的领土上。所以，你是哪国人的这种观念还是比较强烈的。比如说你是秦国人，还是你是郑国人，这种观念是越来越突出。第四，那些国家，政权的更迭，也是由本国来决定的，受外国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它的官员的任命，这些内政问题，也基本上是比较清楚的。所以那些政权也是比较独立的。第五，从国际关系的意义上讲，这些诸侯国之间都是相互承认的。也就是说，按照以前周朝的体制，诸侯国之间不能够直接交往，只有周天子有权力，有合法性和诸侯国打交道。但是后来，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大量地、直接地、普遍地来往。而且成为一种惯例，你承认我，我也承认你。相互之间，他们是一种国际关系这样一种体系。所以我认为，到春秋的末期和战国时期，在我们的华夏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华夏体系，就相当于一个小的联合国。他们这个体系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国际法准则。比如有一些条约，那么条约他要规定这些国家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开展活动。比如说，要维护周王室的存在，那么周王室就相当于一个联合国的旗号，我们都是联合国里的一个成员国。我们相互之间要尊重主权，内部的主权是比较完整的，互相之间不能够干涉内政，第三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相互之间要提供帮助，包括发生饥荒或发生水灾了，别的国家有权去援助他。第四如果你碰到外部敌人的入侵，就是所谓的周边野蛮民族的入侵，那么我们这个联合国的成员有义务互相帮助。因此像这样一些基本的所谓的国际法准则，它是存在的。所以我说，从近代意义上的欧洲标准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我认为是标准意义上的国家。那么这样一来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欧洲1640年以后形成的欧洲体系，还有一个体系是华夏体系以及后来演变出来的东亚体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那么我们，我觉的很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中国的学者，他们从这个视野来观察国际关系史，这种意识比较淡薄。反而倒是有一些日本人、韩国人，他们这种所谓的中国视野倒还比较重。昨天，韩国一个大学的教授到中国北大我们国关学院来做访问教授，他就告诉我，他要研究什么课题呢，他要研究一个所谓“小中华”的概念。我问他什么是“小中华”的概念，我不懂。他告诉我说，因为在韩国人看来，清朝是一个野蛮民族入主中华的政权，所以很长期间内，他们不把清王朝当成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他们后来承认了。但是他们明朝的时候，跟中国的关系很好。所以他们要研究明朝和清朝初年的时候流传到韩国也好、日本也好的中国文化跟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的中国文化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而且他们也认为中国所谓的“朝贡”体制，是影响东亚很长时间的一个东西，也是国际关系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要研究这段历史，“朝贡”体制下的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他倒反而有一个国际关系中的中国视野这样一个角度。而且他还告诉我，让我很感动，就是说同时他到中国、到日本之间，他有个选择，这个选择他觉得很艰难。日本有个基金会，愿意给他每月30000元人民币这样一个标准，请他到日本去做研究。还有个选择就是到北大，到北大他是要自费到中国来，还要交研究费。所以这两个之间差别很大。但是他从他个人的喜好来讲，他还是愿意研究中国的问题，所以他到北大来找我。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说我本人做什么给这个多大的影响，而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反思一下，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增加一部分力量去研究一下国际体系跟我们中国长期以来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改写国际关系应该从什么呢，第一，在华夏地区存在过一个这样的国际体系，后来演化成所谓的东亚体系。第二，这样一个体系呢，跟欧洲的1640年以后的体系，曾经长期有一个２００多年的并行期，同时存在。第三，1840年以后，中国的东亚体制崩溃了，那些所谓的藩属国家都独立了，朝鲜、越南等都摆脱中国，独立了，中国本身也被拖入到西方体系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来，两个体系就并到一个体系。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就是呢，真正的国际关系史，应该是从1840年以后开始的，尽管这个体系是以西方的标准作为中心来形成的。所以呢这就是我讲的中国国际关系史中的中国视野这个问题。那么这样一个视野，就是说，第一我们说这样一个东西呢，你不要贬低它。如果有人说，从西方标准的话，好，我们就按西方标准来看。你既然能够承认说古希腊、古罗马那些国家都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国际关系，一种外交，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华夏地区这样一种国际关系体系的存在。难道说雅典、斯巴达就是比我们的晋国、楚国更加完整的国家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你按西方标准，好我们就按西方标准，1640年以后的那些国家，它们是什么国家呢，有很多国家，也是所谓的封建王朝国家。包括1640年时候的法国是什么国家，英国是什么国家，大部分的欧洲国家还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国家。既然欧洲的那些封建王朝，他们可以算得上是所谓的独立主权国家，为什么你要排斥说，比如说战国时期的那些国家不是个国家。第三个，也是从西方标准来看，欧洲的现在许多小国家，都是标准意义上的国家。梵帝冈，有多大面积，还不到1平方公里，有多少人口，1400人，那么这个东西你都可以承认它是个国际关系的实体，你为什么不能承认说战国时期的那些国家，无论从那一点上讲，都比它要完整得多。所以我认为，没有问题。春秋那些国家是标准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

为什么要增加一些中国视野呢？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学生，他们生搬硬套地去讲这个西方国际关系史。比方说有这样一个同学，他为了证明国家利益和国家正义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他去寻找古希腊历史中雅典和科林斯这两个国家是同盟关系为例。既然是同盟国，那么当科林斯遇到问题时雅典应该去帮助这个国家。但是后来发生一件事让雅典很为难：拉赫西与科林斯打仗，拉赫西是科林斯的一个殖民地。拉赫西向雅典求助。那从国家利益上考虑，雅典应该去帮助科林斯。但是从正义角度上讲，雅典又应该帮助拉赫西，因为是科林斯在侵略这个小国家。他想讲这样一个问题，但是你为什么要去讲古希腊的历史呢？难道你对古希腊的历史有特色的研究吗？不是，因为西方人是这样讲的。其实同样一个东西你完全可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找到一个相似的例子，而且可能更有意义。比如说，晋国和鲁国在当时是同样的关系，也是同盟国。鲁国旁边有一小国叫吕国。吕国有一次也是找晋国告状说鲁国要攻打我们你应怎么办。于是晋国也就面临着同样的矛盾：你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去帮助鲁国呢？还是为了维护当时所谓的这种体系的正义，去帮助吕国？这样一个矛盾是一样性质的东西。那么中国的学生为什么一定要从古希腊的历史中去找例子，而不会去春秋史中去寻找例子呢？你哪一块更熟悉呢？所以说我觉得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讲国际关系中的中国视野的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们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视野问题。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比较落后的。没有多少东西是成体系成理论的东西，我们的很多观念比较落后，而且我们的很多观念是停留在1640年欧洲的那个观念水平上。而当欧洲的观念不断更新发展、西方世界不断更新发展的时候，我们跟不上。我们还在抱着欧洲以前的观念并把它作为一个准则，还在把它的一些理论作为处理我们国际关系中的一些基本的依据。我们看不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发展，更谈不上中国自己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创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大力赞成要大量翻译引进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但是，这也不能过分。第一，即使是面对西方著作中好的东西，你应该有一个把它中国化和本土化的过程。你应该用中国老百姓可以理解的可以听懂的语句来解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就好像，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马格斯理论进入中国就有个本土化的阶段，这样马列主义和中国实践之间就有了一个结合。同样我们翻译西方理论，也不能只是翻译介绍引进，你还要研究它要怎样被大家吸收接受。可是我们很多翻译做了很多大家看不懂的工作，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东西。很多语言非常的艰涩，谁也看不懂，你应该把它中国化。但是更有必要的是这样一个工作：你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我们在引进西方这些理论时要学习它，但是不能否定说这些概念只有西方有而中国没有。这个是不对的。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国家利益的概念，说中国人在1648年或者说1949年以后，中国人才有国家利益这个概念，这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比如我举个例子：春秋时期，鲁襄公要去拜见楚康王，走在半路上听闻楚康王去世，就问身边大臣说我还要不要去楚国。大臣说你不是为了楚康王去的而是为了“国家之利”。这已经有国家的概念了。但后来有人说这不是国家之利是王朝之利。但是古代中国很早就已经有王朝、社稷、民众的概念了。它们是分开的，不是我们有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国家就是指的王朝。我们这个社稷是什么概念？社稷是高于君主的。天下是什么概念？天下是高于社稷和君王的。这里面的概念我们一直没搞清楚。林则徐的一句诗：“苟利国家生死已。”大家知道这是林则徐的诗。那林则徐的诗是从哪儿来的呢？从春秋时期的子产那里来的。子产说过：“苟利国家，生死已之。”可见在子产那个时期，国家利益已经非常突出了。而且当郑国的国君死了以后，有人就劝他说：你跑吧。你不是为郑国的国君服务吗？现在郑国的国君死了你还为谁服务啊？然后子产就告诉他：我不完全是为郑国的国君服务的，我还要为郑国的社稷着想。你说，王朝和国家是一回事吗？这个我不同意。有人说1949年以前，中国没有国家利益只有王朝利益。那么反过来问：当年清王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那这个利益是谁的利益呢？完全是清王朝的利益吗？没有老百姓的利益在里面吗？所以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完全受西方理念的影响，有些过分。而且我觉得即使是西方国家的概念也不是完全的、比如说马克思就讲过：什么叫国家？国家的功能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谓公共统治的管理的职能，是没有阶级性的是超阶级的。所以马克思说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一个总资本家，是一个总管家。他的那些交通警察的职能，对外防御的职能都不是为统治阶级个人的利益。这两种职能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就是说，在一个王朝里面既包含了王朝的利益，统治者的利益，但同时也包含了国家的利益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完全从西方的角度来解读国家利益的概念是绝对有问题的。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叫国家？有些东西是从西方的历史文化中产生出来的概念，不符合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比如西方认为国家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叫做主权独立国家，就是符合国家三个要素的，领土、人民、一个政权能独立处理国家对内对外事务的都叫做独立主权国家。第二个概念叫做民族独立国家。什么叫民族独立国家？就是说一个国家是建立在民族对它的忠诚之上的。是一个民族想象的一个共同体，共同的家园，有着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民俗习惯，共同的信仰，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政治实体。第三个是人民主权国家。什么叫人民主权国家呢？在西方的概念里面就是指实行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主权国家。那按照西方这个概念，那么在今天联合国192个国家里面有大多数是不具备国家这个资格的，因为他们不是选举出来的。所以美国人把朝鲜等这种国家叫做暴政国家，它不认为它有资格在国际社会中存在，它认为它缺乏基础。像这种都是有西方局限性的东西在里面，我们不能完全把它照搬过来。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中有很多理念是达到西方国际关系理念的，还有一些是西方理论中没有的。这两个部分都有。比如我们刚才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什么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呢？我们都知道现实主义。但我们一谈到现实主义，中国学者言必称马基亚维利，或者摩根索。很少有人说中国还有个韩非子，原来他也很了不起。从现实主义的理论来看，韩非子的思想的规模和深度要远远超越马奇亚维理，要远远超越他。所以台湾有个学者就特别为韩非子打抱不平，说马奇亚维理要必韩非子晚2000多年，怎么我们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动不动就要用马奇亚维理而不是韩非子来说明怎么用国家权力来谋取国家利益？当然我们国家的一些外交官还是很有这方面的意识。比如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叫《韩续传》，韩续原来不叫韩续，但是他的爸爸违例让他记住古代中国，继续发扬韩非子的精神，就给他改了名字叫续韩，后来他又把续韩倒过来叫韩续做了笔名。当然我们的韩外长为中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想他并没有从韩非子角度思想去吸取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韩非子关于国际关系的很多理论在我看来在今天都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他说：“当今争于利。”当今指的是他那个时候，国指的是当时的国际关系，指的是他要服务的一些国家，包括韩国也好，秦国也好。“力多则朝人。力寡则朝于人”。短短的几句话讲得非常深刻。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应该怎样立足？靠国家实力。然后，什么叫国家实力？我觉得它讲的比我们今天很多人讲的要深刻的多。国家实力当然要包括军队，包括经济力量，还有一个国家的法制，是构成这一国家实力的基础，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国家实力里面最缺失的是这一块儿。我们经常回顾甲午中日战争的悲惨场面，我们经常反思，甲午战争为什么会失败，如果从军备角度去找结论的话，你找错了原因。你仔细去看一看甲午中日海战的历史，你去纪念馆去看一看，你会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都向德国学习，购买的同时都是德国的军舰，中国的旗舰装甲的厚度，比日本主力旗舰装甲的厚度还要高；我们的总吨位，超过日本海军的总吨位。为什么会失败？不在于海军本身，就北洋水师来说，是东亚最强大的海军之一，起码不输于日本。失败其实是制度上的失败，没有法制，没有制度上的观念。包括我们所歌颂的邓世昌，我们把他当作民族英雄来歌颂，网上有一个说法——邓世昌是带着他的爱犬上军舰的。就是他的爱犬想救他，可是他把狗推开了。这说明我们当时的制度是多么的不健全。今天你怎么能想象说一个军官可以带着他的爱犬上军舰呢？这恰恰说明中国的制度建设有问题。当然，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欠缺的。我们不要对老祖宗的东西妄自菲薄，我们很多研究国际关系的人看不起我们中国古代的礼仪，觉得他们好像不屑一顾。而恰恰是他们所推崇的西方人的理论大师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充满了尊敬。比如说   ，我们中国人说，中国是没有地缘政治的，恰恰是        ，他引用《孙子兵法》里边的话说：取地者，诸侯当  先到而得天下者。取地是什么概念呢?就像麦金德的，谁控制了大陆          谁就能控制的逻辑框架是一样的。那你凭什么说，中国没有地缘政治呢？第二，孔夫子的东西看起来不是地缘政治理论，但是美国驻华公使普安祥   我们清末引进的一个洋人外交家，为我们中国王朝服务的一个外交家，他写给当时中国的一个     馆馆长的一封信里面说：美国总统华盛顿热爱和平，他也和你们中国人一样，信服孔夫子的说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人对孔夫子和他超越国界的东西充满了尊敬。而我们是从封建传统的角度抨击孔夫子的学术，这是有道理的。我们中国的封建的东西是很多，而且和孔夫子有关系。但是，孔夫子也很了不起，他的很多东西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很有意义。在西方的评价里，影响世界最大的十个思想家里面，孔夫子是唯一一个名列其中的非西方的思想家，排在第二名。孔夫子的理论里究竟有没有国际关系理论？从今天的国际理论解读，你会发现他的学术里有许多和西方理想主义理论相通的东西。什么叫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强调普世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的话，那么世界和平就差不多了。当然，美国总统他们做的和说的是有一点差距，但是他们所推崇的民主外交在里面。包括小布什，你说他所搞的是宪政主义，但是他首先提出来一个所谓的暴政国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的观念。他是以一个价值判断来影响国家间关系，这就是他里面的普世观念。那么孔夫子里面呢，有什么是何普世观念一致的呢？仁义。仁义观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你们去读一读孟子的一些著作，你们会发现他里面的一些东西有普世观念。齐国国君问他：我们有没有必要去攻打燕国呢？孟子就告诉他，不在你打不打，而在于你怎么打，什么时候打。假如说，燕国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燕国的国君是一个施行暴政的国君，他不行仁政，在这样的情况下，齐国就有合法性去攻打燕国。当然，不要把她做一个简单的类比，认为这支持美国的干涉主义。在他的逻辑关系上，我们发现理想主义在中国的传统也是有它的很多的内容的。这是第二部分。还有一部分，中国的传统理论中也有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没有的那种思想，但是很有中国特色。比如说老子的思想，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是“不干涉内政的一个极端表述”极端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没有关系，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这是不干涉内政的极端表述。同时，他既批判所谓的暴力战争，也批判所谓的国际秩序。他认为国际社会这么乱，就是因为你们老打仗，就是你们老想推行你们自己所谓的国际秩序。这样都不好，什么是最好的国际秩序呢？就是无为，自然，这是最好的秩序。像这样的一个理论，在西方是找不到一个对照的内容的。还有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运用的春秋吴越争霸中演变出来的一些理论。从他们的理论来看，无论是宪政主义也好，理想主义也好，新自由主义也好，他们不能够解释这个东西。比如越国在和吴国争霸过程中的一些主张，我把它概括为“超   的外交”。这里当然有很垃圾的东西，包括一些不应该用的手段，但他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在里边，就是我们中国人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一些东西，应该具有灵活性。比如我们在和美国的交往中，我们用正规的方式没法和美国较量，但是我们可以寻找一些美国的弱点，去攻击它，和它较量。这个思路是符合越国这样的思路的。再比如说我们的韬光养晦，这一典故出自越国与吾国争霸的过程中，我们也在用。所以外国人不懂中国历史的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经常会问：韬光养晦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对我们的传统不在乎，但是也不要为了中国特色而突出，夸大，拔高中国传统。不要认为中国什么都好，西方理论都是不对的，这也不好，是一个极端。但你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即中国什么也没有，要全盘照搬西方理论。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如何去寻找一个结合点是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个内容我们讲中国对外实践中的国际视野。

今天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学习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思考怎样把中国利益用西方的思想来维护，扩大。我觉得现在出现一个趋势：怎样把中国视野同国际关系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好事，也是我们中国外交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是我们做法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对西方国际关系史，对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还没有到位。第二，我们从我们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很自觉地很系统的认识。在西方的多极化，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多极化是建立在一个力量相对均衡的基础上的，比如说，典型的西方多极化，就是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和约到19世纪末，这样一段时间，是欧洲一个多极化的时代，这个多极化里面的的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还有俄罗斯，这五强，他们的力量基本均衡，谁也没有比谁更强大，在欧洲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了算，因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均衡的基础；而今天我们的基础是欠缺的，我们的这个力量是失衡的，美国一家的力量太大，其他的力量，综合而言也比较弱小，这是一个和西方不一样的。

第二个呢，西方这样一个‘多极格局’，是建立在势力范围和结盟基础上的，它要和那些国家抗衡，怎么办呢，它就需要一种结盟政策。比如德国的力量比较强大，英国呢，就要和法国结盟，来平衡这种关系。各有各的势力范围，有一圈人，有一帮国家。那么今天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宣称不搞势力范围，也不搞结盟，这就很难做到多极化格局。而且我们中国，力量还不是很强大，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是一个结盟国家，和欧洲与日本都结盟的。其他几个国家都有结盟关系：俄罗斯，有独联体这个结盟；日本，紧靠美国；欧洲，本身是一个；北大西洋公约，这几个联盟。只有中国要独自一个搞多极，这个也很难。

第三个呢，西方多极化既有维护欧洲和平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为什么呢，西方打了那么长时间的战争，所以不能推论说：多极化就一定会导致世界和平和维护国际稳定。也可能是维护和平，也可能是引起战争，破坏和平。

第四呢，我们的这个多极化进程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有一定的矛盾。所谓的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这个趋势呢，

总的来讲，是指的各个国家之间，和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不可分割。但是我们的多极化可能会比较强调：你这个集和我这个集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和现在的趋势是怎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呢，我也没有搞得很清楚。这是从西方的理念来看。第二、从中国的视野来看，多极化也有我们的问题。比如我们中国，比较喜欢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含义是什么呢：大小国家，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而多极化的意思呢，是突出大国的作用，实际上多极化就是指世界上的几个大国应该合作起来，解决世界上的主要问题――这是我们多极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这不符合我们中国所谓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第二，我们中国外交里边，实际上，还在把“韬光养晦”作为一个长期坚持的战略，但我本人是不太同意这样一个说法的。但我们中国的领导层还是比较认同这样一个“韬光养晦”的。“韬光养晦”有什么意思么，就是你不要去当“头”，不要太突出自己。而多极化呢，就是要让中国成为“一极”，这叫做“一极”的“头”。就是一个“极”，叫要突出我们自己。第三呢，我们所谓多极化什么意思呢：就应该推动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你要赶快成长，你要赶快独立，你越强大，我们中国越放心。欧洲，成为一极，这个很好；俄罗斯，你不要那么弱，你强一点，好；包括今天的印度，印度你成为一极，好，我们也支持。但是，日本成为一极，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一定很赞成吧。而在多极化的旗号下，我们应该是支持日本的。他越早摆脱美国，越早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对我们的多极化格局不是更有利么？但其实，未必；确实未必，这是一个矛盾。第四，和我们的历史也有矛盾。我们中国，多极化有这样一个历史：战国，就是多极化。多极化的历史的结论是什么？也是两方面：第一，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它有利于维护一个大体的和平；比如说由于苏秦的合纵这样一个战略，一度成功。所以他在十几年之内，使秦国没有继续扩张。用战国策的话来说：十几年之内，秦国不敢出崤关。他阻止了秦国的扩张，这是他积极的一面；但是他消极的一面是：多极化很难长久的维持。最后的结局大家看到了，多极很难联合起来，因为他们的目标各不一样，很难相同；齐国有齐国的打算，楚国有楚国的打算，怎么就能够一致联合，听你苏秦的摆布，怎么去对抗秦国，这个很难长久。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不要太乐观的估计，那几个成为一极的国家，都会和中国联合起来，抵抗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这个是不一定的。相反，像日本这个国家，他肯定会联合美国，或者现在倾向于联合美国，来遏制中国。现在的俄罗斯和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谁能知道30年、50年之后是什么样啊，这个很难讲。而看欧洲，不要太夸大欧美之间的矛盾，他们和中国的利益，也未必就是完全吻合的。所以这样一种背景下，你怎么就能够乐观的估计说，未来的多极化就一定是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多极化呢，很难有这样一种乐观的估计。现在我们关于多极化的这样一个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国际关系这样一个角度，还是从我们中国的这个视野来看，多极化都有很多的问题，很可能不是像我们大家所设想的那样。第一呢，多极化是不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趋势呢？我认为现在是多极化的趋势的确有发展，但是还没有成为以后就一定会多极化的这种形势，这样的趋势我觉得不明显；相反，我们看到一个相反的趋势也在发展，美国的单边主义也在发展，美国现在这样一个力量，你很难想像它会在短期之内急剧的下降。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中央，已经对美国的实力做出了一个比较清醒的估计：在未来的10年、15年、20年之内，美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估计我们是有的。别的国家他一定会发展的很快吗？这也不一定。就像我们说，多极化是不是一个客观的趋势，它无法和全球化相提并论。我认为经济全球化这个趋势比较清楚，大家都看的见，摸得着，这个很清楚；但是这个多极化还不是很清楚。第二，正如我们刚才假设的说，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但是这种假设不一定可靠。第三，多极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不是那么有利，这个也未必，也是一个问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视野放广阔一点，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从中国的视野来看：这个多极化是有一些问题，至少是需要一些修正的。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我们的多极化是有一些问题。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疏离中国外交，你会发现刚才这样的例子。再举一个例子，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问题，我们中国提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或者说建立国际政治新格局的问题，这个口号也很响亮。你会发现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比如说我们讲“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这个提法，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提出来有什么问题呢，西方这个理论是把国际秩序和国家关系分成三种：一种是旁观者，或者说搭便车；第二是维护者；第三是挑战者。现在西方“中国威胁论”的一个依据，就是说中国试图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而且他说，中国现在不管怎么样，以后一定会挑战国际秩序，这是他们的一个依据。而我们现在所谓“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会给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一定的依据。他们会说：“看，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他们讲的，中国人自己讲的。”中国人讲什么呢？要讲“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这个秩序不行，我要一个新秩序。这是西方解读起来的，一个问题。那么从中国的视野解读起来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去建立这样一个新秩序呢，我觉得也不一定，不要那么着急。第一呢，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旧秩序”存在，什么是“旧秩序”？现有秩序对中国是好是坏？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两者之间怎样去权衡他？如果让我去判断，我认为，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还是有利的。或者说我们今天的中国，我们所取得的很多东西，是在现有的国际秩序框架中得到的。比如说，我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怎么来的？那不是旧秩序中一个不合理的因素么？“大国就有特权”，我们是既得利益者。第二，我们以前说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说西方国际怎么剥削发展中国家，这有一定道理，但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发展战略中，是既得利益者。已经把大量的资金、人才，都吸引到中国来了，而中国还抨击这样一个秩序不合理，想要把它推翻。那么，你想要一个什么秩序。第三，你要给世界什么新的东西？什么是国际新秩序呢？比方我们说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是我们中国领导人比较强调的一个，什么是国际新秩序呢？我们会将这就是新秩序的内容，对不对。那好，国际关系民主化什么意思啊？那就会跟你的利益有很多矛盾。中国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是不是中国有一天就跟小国一样，什么也不干就完了呢？反正人家也不喊你。第二个，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内民主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没想过。比如说我们说，今天美国你到人家那里去干涉内政，我们总是攻击他什么呢？你美国的人权即使做得很好，你也没有理由去干涉人家的内政，何况你本国的人权还做得不怎么样呢？我们中国不也是出台了美国的人权报告么？

反过来讲，国内建设我觉得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去走，当然，国内民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一个远的国力号召力方面，它是和国内政治有关联的。我认为中国没有必要着急去扛那个旗，这个旗可以让欧洲国家去打，我们可以支持他们，但我们没必要走得那么快。我们还是首先把国内民主过得更好一点。等到我们的国内民主做得更好时，再去提就更好一些。

以上都是我的一些个人思考，难免有些地方不全面。感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谢谢大家

 

女：非常感谢叶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的讲座，他今天讲的题目是《国际关系中的中国视野》，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世界，一个世界关系中的中国。也就是中国看世界，世界看中国，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从三个方面讲，一个是国际关系历史中的中国视野，从两个体系到一个体系，欧洲体系到华夏东亚体系，最后到一个统一的国际体系，即成了现代的国际关系史。第二个是国际关系理论当中的中国视野，一个是符合西学中用，一个是我们外交的理论实践当中呢，保留一些先贤的至今仍然璀璨夺目的思想和理论。美国的西点军校不是把我国的孙子兵法作为他们的军规么？。第三个就是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中的中国视野，我觉得叶教授只提出了几个问题，一个是新秩序与现有秩序的问题，一个是现有世界区域当中的经济全球化和在国际政治当中的民主化工作中，我们的一些旗帜旗号，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现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那么，中央对我们的外交工作提出的最主要的要求呢，就是为全面建设小康服务。这个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这个在外交部领导的各种讲话当中都是提出的比较尖锐的。比如说，李肇新部长就讲，要按照政治家办外交的要求，结合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来推动我部党员的发展，提出了5个要求，一个是要服务大局，就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二要实事求是，理论研究也要实事求是，这样才可以指导实践。第三就是要不断开拓创新，研究本身是没有禁区的，只是要把研究变为一个操作政策的时候才有可为和不可为的，作为外交实践着我们要永远牢记。第四个要加强学习，学习当代我国和国外在国际关系最前沿的理论成果。

我们要加强在社会和哲学领域的研究，外交无疑是这样一个领域。第五个，要深入交流，不要最后形成一个小圈子哦，外交部体内循环，一直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要和学术界，和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和国外，和基层群众各个方面加强交流，这样才能外交为民，为我国外交为全面建设小康事业服务。这是李肇新部长讲的。

那么戴秉国书记讲什么呢？他讲我们要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办外交水平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第一，要争取在外交理论建设方面进一步有所突破，从建国开始，要说有没有形成一套我们中国自己的外交理论，应该说有，从50年开始，一边倒，什么“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三个世界，到我们现在提出的多极化，不结盟，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等，我们在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但是依然是不成熟不完善的。作为一个和平发展和正在上升的大国来讲必须要有自己的外交理论。西方它有理想主义、实力主义和现实主义，中国是什么呢？我们的一定要是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因为邓小平同志讲过，一个成熟的政党是理论的成熟，那么一个大国外交的成熟首先也是理论的成熟。所以，今天叶教授从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特别是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起源，来和我们加强交流，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借鉴。

现在有一个问答时间，希望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和叶教授进行交流。

问题：我感觉中国外交史并不完整，中国的外交史距离同时还有一段距离。中国学术界对外交史有没有什么研究？

这个同学的问题很尖锐啊，也是对研究工作的学者的一个批评。很遗憾中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中国外交通史，有些学者试图作过一些工作，比如说山东大学的教授作过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有一个社科院的学者，下海了之后，有了资本又回来继续作研究，写过一本中国外交通史，不过我认为有些粗糙。有一些成果，但是还不（足）。两个问题，一个是座历史研究的人没有国际关系知识的足够素养，所以很难从外交角度来研究那段历史，历史和国际关系之间有个鸿沟，很难结合起来。第二个是国际关系的学者更愿意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太愿意去做古代外交的整理工作，因为没什么利益，而且容易受到批评，因为我们中国研究有一些无形的鸿沟的，比如中国的秦朝统一以后的国家关系怎么写？很难办。而且也没有人愿意资助研究这个。我本人呢，是做了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工作，最近呢，国关学院的李扬帆老师出了一本书，叫做《走出晚清》，把1840年以后到民国的外交有一个梳理。现在缺乏的就是中间的秦国统一到1840年的外交史了，还没有一个系统的修理工作，当然，难度比较大了。当然，我希望在座和其他的青年学生能够做这项工作。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刚才您谈到多极和单极的问题，那么您认为单极、两极和多极的状态，对世界的和平或者中国的发展是最有利的？您刚才说您认为中国是当前的我们认为是单极世界的既得利益者，那么您是否就认为，单极世界对世界的和平或者中国的发展是最有利的？第二个问题，美国和西方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成功的革命之后，最近又成功地推行了他的颜色革命。那么对美国这种民主战车向中国边境的推进，而且不会轻易停止。您作为学术智囊集团的一员，对中国外交的决策者有什么建议呢？而且中俄在战略协作上应该怎么做

 

回答：两个都很尖锐啊，第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说，世界历史的进程，将来的世界，就一定是一个单极化、两极化、多极化的世界。将来用这些概念就不一定合适，因为现在全球已经一体化了，很多力量互相交错，很难简单用过去的术语来罗列它。第二就是我们不要把多极化和中国的利益看得那么绝对，也不要把单极化、两极化和中国看得那么对立。我们中国，我认为，也是两极世界的受益者。一边倒战略，我们从苏联那里得到很多利益，当然，苏联也得到了，不过后来也可以说丢失了一些，比如说外蒙古问题，这是中国的代价，在东北新疆的特权范围，后来也没什么实际利益。但我们中国从苏联拿到了什么，我们拿到了一个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基本的成果，但是首先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与苏联的帮助有关，一方面讲苏联同样从中国拿到了什么呢，我认为他没有拿到什么实质的东西。那么后来我们跟美国联袂反苏，后来我们又从美国拿到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利用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了经济，所以毛泽东对美改善关系的最大成果，就是为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定基础，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后来很难这样说，西方世界怎么就把资本投到你中国来了呢，对吧？或者再晚上个十几二十年，我觉得那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两极世界中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认为中国也是两极世界的受益者。当然我刚才也强调说，我刚讲的什么呢，我们中国从美国人主导的世界中我们也拿到了东西，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我就说不一定把美国的这样的单极霸权把它看的那么绝对，第一呢所谓美国的霸权它包含两种含义在里面，一种是美国人的自私自利的国家利益以单边主义的形式出现，这是我们必须要坚决反对的，包括比如说美国对台军售这样一个问题，是出于美国的战略考虑，是由美国人把他们的价值观念，输出也好，干涉也好，强加也好，到很多的国家头上，这是美国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种表现，或者说帝国主义思维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客观地讲，美国的作用里边，也包括了维护世界大体上基本稳定的这样一个积极作用。中国和美国有什么共同利益，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方面是有共同利益的。因此呢我们应把美国的作用分解开来，有一部份是不好的，有一部分对中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不是说中国就要接受美国的单极霸权，我不认为今天是一个单极世界，尽管今天美国起的作用很大，我不认为以后会出现一个所谓单极世界，我认为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单极世界。以前的罗马帝国，他的那一级就和我们中国这一级同时存在一样，以后美国想要完全控制什么，我觉得他做不到，所以呢我不认为说今天或者以后的世界是一个单极世界，因此我想呢我们不要把世界格局这个东西看的那么绝对化，那么严重。我们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格局，我想的话，只要是一个能大体上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我们中国在其中能得到我们应有的发展空间和应该有的国家利益这样一个格局，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接受，这是我的看法。第二点呢就是，我对你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我没有什么特别深的研究，因为感觉上呢是，好像我们媒体报道也好，好像西方怎么支持乌克兰也好，但是首先我想这是一个内政问题，他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就相当于当年的苏联东欧剧变一样，他那个时候对我们中国什么影响，今天呢这样一个变动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我觉得是相同的。第一呢我认为应该把他界定为一种内政，他选择一种什么价值。第二我觉得我们中国应该去做的，当然一方面要跟俄罗斯加强协商、沟通，怎么样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这个稳定呢就是说包括一方面，让西方在这个中也国家呢民主革命的输出也好，扩大也好，别让他们太快，别让他们都那么顺利。第二就是说我们要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新政权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比较顺利的交接关系，不要让我们中国戴上一种反对新政权的这样一种色彩，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中国西北部的稳定也好，无论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运行也好，都是需要跟这个新政权打交道的。第三呢我也不倾向于说就把它看的那么严重，我也不认同说，哪些国家政权交接以后就一定会成为西方国家势力的一部分，或者成为跟着美国来扼制中国的一部分，我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起还是有运作空间的，因为无论你怎么样看，哪些中亚国家他们跟中俄两国地缘接近，他们跟中俄的共同利益还是存在的。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把他们看的那么悲观。吉尔吉斯他就一定会跟着美国反对中国，他就一定会支持那些伊斯兰恐怖主义来推动我们中国西北的那种东西，但难度可能会增加一些，但我觉得也没必要看的那么严峻，还是有很多可以运作的空间。

问题：中国向朝鲜归还军队，据我所知，中国当时不是归还的三个军而是三个师，因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是以师为编制的，军的话只有一个新四军和八路军 。

 

问题：我想问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虽然今天您没有谈到中美关系，但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吧。中美关系从我们所看的某些方面来说有恶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中国对日的政策是应该刚性一些还是更柔性一些，还有就是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运作，才能使中国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我们是应该把他视为一个机遇还是一个挑战。

回答：简单回答一下你的问题。中美关系呢总的处在恶化阶段。中国呢从国家角度来说要照顾好民众情绪和国家利益的这样一中平衡关系，也不太好把握，因为民众对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呢我觉得政府不应盲目的跟着民间的情绪走。第二呢就是我们对中日关系不要有那么焦急的情绪，要克服，不要说中日关系怎么怎么不得了了，想尽快的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很长远得来看这个问题，短时间是肯定解决不了的，有些人那么焦急，还不如冷静一点，成熟一点，来应付这样的一种局面，第一呢，要控制，不要中日关系越来越恶化，尽量的控制这样一种局面。第二呢，就是说从长远来看呢，就是历史问题呀，教科书问题呀，我觉得也不要把它看的那么严重，因为我觉得日本它背着这样沉重的一个历史包袱，背的越久对它越不利，对它成为一个大国来讲不是那么有利的事情，再说，我想你做那些事也难不了它。常任理事国问题呢，我觉得政府没有必要正面的明确的反对。\

 

问题：叶老师您好，我是北京大学青年外交学会的成员，感谢外交部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我想问如果我们积极扮演一个自由体系维护者的角色，会不会减少“中国威胁论”这样的评价呢？

回答：当然西方外交学理论不光是看中国怎样说。从现实角度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知道你今后的走向，它是有忧虑的。中国国力的增加使他们有一种忧虑感，不知道要怎么应对中国。我想这个因素更加主要。并不是中国放弃了民主化他就不怀疑了。

问题：我觉得我们平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您说的那些问题。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怎么样提出自己的主张？您看我们现在提出什么样的主张能够既发挥影响力，使我们的软实力得到上升，又使我们避免争议呢？您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只是一个感觉吧。我们的领导人现在比较少用多极化这样一个提法，但不知是怎么想的，我们的正式文件上比如说十六大文件上还是提到，全球有两大趋势。多边主义要比多极化要好，因为这是一个中性概念，谁都可以接受它。还有文化的多元性啊等提法都可以来用的。

第二个说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利益和中国利益找一个结合点，我觉得要研究一下看哪些方面能够结合，比如说，经济方面的合作，有些我们认为是维护了发展中国家权益的方面现在都出现了问题。比如说200海里的问题，许多国家都不同意，当然有些国家也是受益的。但是我们中国就觉得很麻烦。包括东海划界的问题，南海划界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复杂，200海里就为他们提供了依据了。发展中国家和我国利益的结合，如果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如果对我国不力，就少讲。但是做到很难。像比如说共同发展问题，就很好，不光是中国要发展，发展中国家也会受益，这就很好。像比如说，  外交，相互受益，挑不出毛病来，这也很好。

问题：我想问一个关于俄罗斯的问题。我觉得俄罗斯的扩张是由于对西方的崇拜，如果在普京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俄罗斯由现在这种半死不活状态变为生机勃勃的状态，会不会成为中国在边界线上的一个巨大危险。第二个是，在近期五到十年内，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成为美国战略家的首要威胁，就是取代中国这样的位置，是我国国际环境威胁得到减轻。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做什么促成这个过程。

回答：俄罗斯对中国的威胁没有什么现实价值，在十年二十年之内。它面对的是北约东扩问题，它的南部问题，是它的潜在威胁，中亚问题，是它的一个重大损失。所以它关注的方向不应该是中国。当然现在都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南部，中亚问题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将来有可能更麻烦。所以我不认为在可见时间内，中国是它关注的问题。

第二个，我觉得也没有这种可能性。俄罗斯现在已经暴露了好多问题。比若说，原来它说北约东扩我怎么怎么跟你急，现在呢，两个会面之后它也没有怎么样。当然是它的实力还不够了，但是够了我觉得它也是吞下苦果。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它已经加入了，你让它出来？而且，加入了也没有像俄罗斯想得那样，北约东扩就对俄罗斯产生了巨大的现实威胁。这些都是理论上的，现实上的威胁并不是想象中那样。所以我觉得北约东扩和俄罗斯之间形成对手的可能性比较小。

问题：秦朝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但是在这之后，比如说三国、南北朝时期，它分裂了，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独立国家会不会有些困难。如果不把它当作独立国家的话，外交通史又会出现断代。也比较麻烦。不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回答：我有两点看法。第一个是中国的统一呢，就是秦朝统一以后，统一的大局已经形成了。三国时期，不管哪一个国家，它还是想要统一的。所以统一格局下的内部关系演进，我不会想把它看作国家的独立关系来处理。跟秦朝统一之前应该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的话，如果要研究秦朝之后，应该以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关系为主线来讲。这样研究中国的“朝贡体制”这样一个视野来研究可能成为一个主要内容。我还没有深入到这个层次，当然你提的这个矛盾它是一直存在的，但是怎样处理，如割据呀，我倾向是不把它当作国际关系来处理，因为前提是他们大部分认同我们是一个国家，所以在分裂下，还都是要统一这个全国政权的。这个跟周朝还不一样。

女：好。我们问答还比较热烈，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那么，让我们最后再次感谢叶教授。

叶：谢谢同学们，谢谢在座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