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9在京举办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推进现代国家治理进程”研讨会

　　“商鞅治秦形成的科层官吏制国家，早于欧洲1800 年；商鞅是人类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治理的最早开拓者和奠基者”——这一学术成果是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推进现代国家治理进程”研讨会传递出来的。本次研讨会是由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国家治理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同时，举办了北京大学国家关系学院叶自成教授又一部新著《治道：商鞅治秦与现代国家治理缘起》（下简称《治道》）的出版发行。叶自成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

　　研究和借鉴商鞅治国理政的思想，有着很强的学术与现实意义。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方立在致辞中说，商鞅“治国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精髓和改革创新精神的总结，在拓展华夏主义研究的同时，“为我国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方立致辞

　　将商鞅变法治秦置于人类历史更大的视野之下，其思想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无论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所著述的《历史研究》中提出“所谓西方国家当成整个人类顶峰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幻想。”“西方并不是整个世界”，还是美国学者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提出“在我们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在欧洲的出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他们均认为商鞅是人类现代国家及其治理的最早开拓者、奠基者。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商鞅治秦治国理政思想的精华——科层官吏制，早于欧洲1800 年。引述叶自成教授新著《治道》观点，方立强调，“商鞅是人类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治理的最早开拓者和奠基者。”

　　他还说，重新梳理和认识商鞅治国理政思想，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对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精髓和改革创新精神的研究和宣传，是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题中应有之义。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浦劬致辞

　　王浦劬教授就治道研究的意义对新书做了评价。治道研究体现了中国主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学术研究原创创新发展之道，阐明了政道以法制和科层来达成，显示中华文化为法治文明之滥饬，而取向为现代化和现代国家法治则体现了古为中用，是取精华弃糟粕、一种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创新的发展精神。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在祝信中提出，《治道》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一种思想创新的重要成果。作者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始终是在与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比较中，站在时代高度和对现实关切中展开的。作者的研究再次证明，法治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体系，不是一个有与无的问题，更多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也就是多与少的问题。我们不能将西方的法治视为普世的标准与规范，也不应该将其视为法治问题上的“西方话语体系”。西方也罢，中国也罢，应该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共同对人类的法治思想与实践，做出各自不可替代的贡献。

本书作者、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叶自成教授介绍新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创系主任、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治道》作者叶自成教授，以“商鞅治秦与现代性”为主题，从商鞅治道的研究意义、研究路径、思想和制度遗产、历史评价四个方面进行了阐释。他指出，商鞅治道的精华，是中华政治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商鞅治道的灵魂在于因循变化，强国利民，求真务实，赏罚分明，创新图强。

　　商鞅在国家统一、三农问题、上下流动、以法治国、官吏整治等问题上的重大建树，回应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五大重要问题，奠定了中国制度文明的基础。这不仅使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走在国际社会的前列，也是今天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其创新的治理哲学，以法治国的治理原则，赏罚结合的治理机制，强国利民的治理目标与求真务实的治理精神，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仍然熠熠生辉。

新书揭幕

　　来自国家网信办、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信出版集团、华钰矿业集团等企业、科研机构及媒体30多位领导和专家，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出席并分别主持研讨会的还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正毅，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清华大学教授王宏广等。